朱丹溪字彦修，名震亨，因家乡有条美丽的小溪叫丹溪，死后，人们尊称他为丹溪翁。由于他医术高明，治病往往一帖药就见效，故人们又称他为“朱一帖”、“朱半仙”。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生于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卒于至正十八年（公元一三五八年）。
　　在他小时候，读书能过目成诵，日记千言，言章词赋，一挥即成。，听说著名理学家许文懿在东阳八华山中讲学，专门传授朱熹的理学，他对许文懿讲授那套理学非常崇拜，听了，“自悔昔之沉冥颠齐，汗下如雨。”他“每宵挟册，坐至四鼓，潜验默察，必欲见诸实践。”这样，他坚持学了几年，日有所悟，学业大进，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东南大儒”。
　　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老母患严重的胃病。他心情焦急，请了许多医生治疗都治不好。原来这些医生，大都医术粗劣，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盲目搬用《局方》。开的药大同小异，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有。这时，他深深体会到：“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养亲不可缺”（《丹溪心法》序）。于是他立志学医，日夜攻读《素问》。以前，他也曾读过《素问》，觉得“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然后“茫若望洋，淡如嚼蜡”。这次他又取《素问》研读，经过三年的钻研，“似有所得”。又经过两年的精心治疗，母亲的病终于被他治好了。治好母亲的病，本来是件可喜可庆之事，然而却因此勾起他追念自己的孩子患了内伤，伯父患了瞀闷，叔父鼻衄，弟弟由于腿痛，妻子因为积疾，都一一死在庸医之手。回忆起这一切，他“心胆摧裂，痛不可追”。后来，他的老师许文懿也患了重病。一天，他对丹溪说：“我卧病已久，非精通医术的人不能救活，你聪明灵活，能不能改行学医呢？”朱丹溪慨然说：“我能精通一门医术，也有利于仁民爱物。虽然不当官，也象当官呀。”于是他抛弃一向所习的“举子业”，一心扑在医学研究上。
　　当时，社会上盛行南宋官方制定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朱丹溪开始下苦功研究，手抄一册，“昼夜而习”。后来，他却产生了怀疑，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素问）》《难（难经）》诸经乎！”（戴良《丹溪翁传》）。他还攻读张子和著作，拿它与《内经》、《伤寒论》比较，发现“其书之所言，与《内经》、仲景之意若是不同。”究竟应当怎样解决前人的古方和今病的矛盾？怎样认识张子和汗、吐、下三法？怎样处理攻补的关系？朱丹溪决定离开故乡，到外地去访师问道，以求印证。
　　朱丹溪出游，几年间，渡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真是“负笈寻师，不远千里”。公元一三二二年，他辗转来到武林（今杭州），才打听到这里有个罗知悌，医术高明，有真才实学，便打定主意，拜他为师。
　　罗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在朝做过御医，不仅通晓刘完素之学，而且旁及李东垣、张子和两家学说。他在杭州名气很大，也很骄傲，保守，不肯轻易把医术传授给别人。
　　朱丹溪到了罗家门口，拱手立在一起，待罗医生出来接见。罗医生以为他来看病，热情地把他接到家里。但一经诉说拜师学医的来意，罗知悌就敛起笑容，叱骂他，把他赶出门。朱丹溪“蒙叱骂者五七次”，但不灰心，“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如此，“趑趄三阅月”。有人悄悄告诉罗知悌，来人是许文懿的学生，是东南一位有学问的人。这样冷落人家，恐怕会引起非议。罗知悌听后有些动心。一天，下着瓢泼大雨，罗知悌推开大门，见到朱丹溪在雨地里拱手而立。罗知悌深深被感动，马上“修容见之”。从此朱丹溪就成了他唯一的弟子。这时，朱丹溪已经四十四岁了。
朱丹溪很尊重老师，对老师的一言一行都细心观察领会，学习上有疑问就请教老师。罗知悌有这样一个得意门生也非常高兴，“一见如故交”，耐心地讲解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的书，阐述这三家的主要论点，指出他们学说渊源在于《内经》、《难经》。他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张仲景的书，详于外感；东垣之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无怕憾。”朱丹溪听了，“夙疑为之释然”。在老师的指导下，朱丹溪认真研究了《内经》、《难经》、《本经》等医学经典著作，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的著作也进行认真的研究，在医学理论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认识到“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格致余论》序）。当时庸医不谈这些医经，盲目搬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墨守成规治病，当然不会取得良效。他细心观察罗知悌诊病，发现跟《局方》派完全不同。每天有人在床上，根据脉状，口授“用某药治某病，以某药监某药，以某药为引经”。一年半过去了，不见他搬用《局方》，但药到病除，疗效很好。这是怎么回事呢？罗知悌告诉他：“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凑新屋，其材木非一，不再经匠民之手，其何乎用”（《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注论》）？经老师一指点，他终于想明白了：《局方》不是不能用，而是要根据病人体质、发病原因的不同，经过适当调整、补充或删改，才能取得疗效。用药治病，最要紧的是对症下药。如果不问病情，照搬《局方》，食古不化，那就是刻舟求剑，按图案骥，“冀有偶然中病，难矣！”
　　朱丹溪在罗知悌门下，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勤问多思，终于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从而学识渊博，医术精湛。他的老师许文懿非常高兴，说：“吾疾其遂瘳矣乎”（戴良《丹溪翁传》）！果然，在朱丹溪精心的治疗下，许文懿经过十几年治疗无效的“末病”终于治好了。数年之间，朱丹溪“声闻顿著”，名震远年，“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
　　尽管如此，朱丹溪并不自满，仍然虚怀若谷，访师问医。一次，浙中有位女子患“痨瘵”（肺病），骨瘦中柴，奄奄一息，许多医生都束手无策，眼看没救了。病家抱着一线希望来请朱丹溪。经过朱丹溪几天认真治疗，病情果然有了好转，只是两边脸平面上的红晕不退。朱丹溪也“技穷”，就对病家说：“现在要请吴县名医葛可久，用针灸治疗才会好。但这个人雄迈不羁，难得请来。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他就必来。”病家很高兴，就雇了一只小船去请葛可久。葛可久一见朱丹溪的信，即“不谢客行，亦不返舍”，就登舟来了。朱丹溪把那位女人的病情作了详细的介绍，并请葛可久诊视。葛可久认为病在胸肺，余邪未净，一定要用针刺两乳，便可愈。但在封建社会，男妇授受不亲，针乳就更难办了。葛可久想了一个办法，让病人穿着薄衣，即取针刺她的两乳。随之，病人脸上的红晕就消失了。这看来十分神妙，但有科学依据。因为“痨瘵”是干血痨，属瘀血。瘀血积于内，必形于外，表现脸颊红晕。据《灵枢经》说，胃足阳阴经脉是“主血所生病者”，经过乳内廉，用针刺两乳，即刺胃足阳明经脉，使之活血。血液流通，所以脸上的红晕消失。
　　对这样一个典型病例，朱丹溪在旁边仔细观察，认真琢磨，从找穴位到进针，边问边揣摩，逐步学到了针灸的知识。
　　朱丹溪一生著作甚多，有《丹溪心法》、《本草衍义遗》和《外科精要发挥》等近十种，其中《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为其代表作。
　　朱丹溪的学说，后世有褒和贬，但以褒为主。如明代医家方广说：“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张长沙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杂病，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实又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丹溪心法附余》序）。但由于朱丹溪只明一义，过分强调了“阳有余”的一面，而不谈阳也有亏损的一面；在临床上太强调“滋阴降火”，因此，未免有它的片面性，从而遭到后人的激烈反对。张介宾也因其执着一端而攻之不遗余力，说：“丹溪之言火多者，谓热药能杀人。而余察其为寒多者，则但见寒药之杀人耳”（《景岳全书》）。历代对朱丹溪的学说评价，尽管有褒有贬，但总的来说，朱丹溪的学说在国内外仍有很大影响，在祖国医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面。日本医家曾成立“丹溪学社”，专门研究丹溪的学说。　　纵观朱丹溪一生，有苦有泪，尤其是当他立在风雨中，乞求罗知悌收他为徒，教他习医时的情景，我们不难想象出他的毅力，为了一个目的，即使千折百转，不达目的仍誓不罢休。就是到了今天，这种精神仍值得我们学习。所以说，他不仅在医学方面，就是在做事方面，思想方面，也为我们积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不愧为一代名医，一代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