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1日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修改，把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取得的重大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体现在党章中，实现了党章又一次与时俱进。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在各级党组织的全部活动中，都要坚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章。党的一大制定了党纲，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的第一部党章。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总是认真总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等内容写入党章，并对党员义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干部的要求作了充实。通过这次修改，党章这个党的总章程更加完善，必将在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中更好发挥根本性规范和指导作用。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内容。要把学习党章同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要深刻理解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之路。要深刻理解在党章中完整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深刻理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着力点，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深刻理解党章增写党的建设总体要求新内容和关于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新要求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各项新内容新要求的科学内涵，坚持用党章指导和规范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要以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颁布为契机，在全党兴起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热潮。

　　要全面掌握党章基本内容。党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重大方针政策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员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对这些重要内容，全党同志都要全面了解和掌握。要把党章学习教育作为经常性工作来抓，通过日常学习、专题培训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章。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各级党校、干校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必备课程。要把检查学习和遵守党章情况作为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教育，使全党同志对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要严格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全党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真正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作为指导党的工作、党内活动、党的建设的根本依据，把党章各项规定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各项事业中。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判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要以党章为基本标准；解决党内矛盾，要以党章为根本规则。要加强对遵守党章、执行党章情况的督促检查，对党章意识不强、不按党章规定办事的要及时提醒，对严重违反党章规定的行为要坚决纠正，全党共同来维护党章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六项基本条件，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经常检查和弥补自身不足。特别是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推动科学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加强道德修养、严守党的纪律等方面为广大党员作出表率。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并落实到制定决策、选人用人等领导工作各个环节。要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纪律，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厉行工作规程，做到令行禁止，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朝气蓬勃地带领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7年9月3日，厦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特梅尔总统、尊敬的祖马总统，

各位工商界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下午好！很高兴同大家相聚在风景怡人的“鹭岛”厦门。明天，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就要拉开帷幕。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代表厦门市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参加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厦门自古就是通商裕国的口岸，也是开放合作的门户，正所谓“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1985年我来到福建工作，厦门是第一站。当时的厦门身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是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也是一片发展的热土。30多载春风化雨，今天的厦门已经发展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新经济新产业快速发展，贸易投资并驾齐驱，海运、陆运、空运通达五洲。今天的厦门也是一座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闽南民众常说，“爱拼才会赢”。这其中蕴含着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厦门这座城市的成功实践，折射着13亿多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史。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遇到过困难，我们遇到过挑战，但我们不懈奋斗、与时俱进，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故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金砖合作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上。观察金砖合作发展，有两个维度十分重要。一是要把金砖合作放在世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二是要把金砖合作放在五国各自和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虽然全球范围内冲突和贫困尚未根除，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愈发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异军突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金砖合作也应运而生，我们五国怀着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走到一起。在过去10年中，金砖国家携手同行，成长为世界经济的新亮点。

　　——10年中，金砖国家探索进取，谋求共同发展。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直接导致世界经济急刹车，至今未能重回正轨。面对外部环境突然变化，我们五国立足国内，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10年间，五国经济总量增长179%，贸易总额增长94%，城镇化人口增长28%，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作出突出贡献，也让30多亿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0年中，金砖国家务实为先，推进互利合作。我们五国发挥互补优势，拉紧利益纽带，建立起领导人引领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涌现出一批契合五国发展战略、符合五国人民利益的合作项目。特别是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为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融资支持，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作出了有益探索。

　　——10年中，金砖国家敢于担当，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我们五国秉持多边主义，倡导公平正义，就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发出声音、提出方案。我们五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五国高举发展旗帜，带头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话合作，谋求联合自强。

　　万丈高楼平地起。如今，金砖合作基础已经打下，整体架构轮廓初现。回望来时路，我认为有3条启示十分重要，应该在今后的合作中发扬光大。

　　一是平等相待、求同存异。金砖国家不搞一言堂，凡事大家商量着来。我们五国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模式，相互照顾关切，致力于增进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我们五国在国情、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合作中难免遇到一些分歧，但只要坚定合作信念、坚持增信释疑，就能在合作道路上越走越稳。

　　二是务实创新、合作共赢。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我们五国以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为目标，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目前已经涵盖经贸、财金、科教、文卫等数十个领域，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生动诠释。

　　三是胸怀天下、立己达人。金砖国家都是在发展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对那些身处战乱和贫困的百姓，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五国从发起之初便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为准则，倡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处理国家间关系，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如今，金砖合作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理解和认同，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正能量。

　　这些都是金砖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我们五国历经10年合作凝聚的共同价值追求。这种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升华，为五国人民带来福祉，也让世界因金砖合作而有所不同。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回首过去，是为了找准前进方向。放眼世界，我们看到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增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现突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改革创新潮流奔腾向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好。

　　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7亿多人口还在忍饥挨饿，数以千万的难民颠沛流离，无数民众包括无辜的孩子丧身炮火。世界经济尚未走出亚健康和弱增长的调整期，新动能仍在孕育。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多不确定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世界和平与发展之路还很长，前行不会一路坦途。

　　现在，有人看到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出现起伏，就断言“金砖失色、褪色”。毋庸讳言，受内外复杂环境影响，金砖国家发展难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但是，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面向未来，金砖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加强合作的重要任务。我们要总结成功经验，勾画合作愿景，踏上新的征程，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第一，深化金砖合作，助推五国经济增加动力。近年来，金砖国家凭借大宗商品供给、人力资源成本、国际市场需求等优势，引领世界经济增长。随着五国经济不断发展，资源要素配置、产业结构等问题日渐突出。同时，世界经济结构经历深刻调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金融风险积聚。金砖国家经济传统优势在发生变化，进入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如何跨越这一阶段？答案是不能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是要立足自身、放眼长远，推进结构性改革，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要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创新促增长、促转型，积极投身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带来的创新发展浪潮，努力领风气之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要通过改革打破制约经济发展的藩篱，扫清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增长。

　　金砖国家虽然国情不同，但处于相近发展阶段，具有相同发展目标。我们应该共同探索经济创新增长之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发挥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互补优势，培育利益共享的价值链和大市场，形成联动发展格局。我们要用改革创新的实践经验，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抢抓机遇、应对挑战闯出一条新路。

　　经济合作是金砖机制的根基。我们应该紧紧围绕这条主线，落实《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推动各领域合作机制化、实心化，不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今年，我们在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建设、电子商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服务贸易、本币债券、科技创新、工业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拓展了经济合作广度和深度。我们要继续努力，落实以往的成果和共识，让现有机制发挥作用，同时积极探索务实合作新方式新内涵，拉紧联系纽带，让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第二，勇担金砖责任，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和平与发展互为基础和前提。要和平不要冲突、要合作不要对抗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在各国一道努力下，世界总体和平得以保持半个多世纪。但是，世界仍不太平，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威胁相互交织，为世界蒙上一层阴影。

　　金砖国家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国际安全秩序的建设者。今年，我们举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和外长正式会晤，建立常驻多边机构代表定期磋商机制，召开外交政策磋商、反恐工作组、网络安全工作组、维和事务磋商等会议，就是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汇聚金砖合力。我们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建设性参与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解决进程，发挥应有作用。

　　我相信，只要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终将无处容身。只要坚持对话协商谈判，为叙利亚、利比亚、巴以等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战火终将平息，流离失所的难民定能重返家园。

　　第三，发挥金砖作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唯有开放才能进步，唯有包容才能让进步持久。由于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疲弱期，发展失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有所上升。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调整期，面临新的挑战。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怨天尤人，而是要齐心协力拿出解决方案。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对话、协调、合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为此，我们应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合力打造新的全球价值链，实现经济全球化再平衡，使之惠及各国人民。我们五国要相互提高开放水平，在开放中做大共同利益，在包容中谋求机遇共享，为五国经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是要动谁的奶酪，而是要努力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我们要合力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提供更多先进理念和公共产品，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促进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优化重塑。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现实，并且完善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新疆域的治理规则，确保各国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第四，拓展金砖影响，构建广泛伙伴关系。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合作平台，金砖合作的意义已超出五国范畴，承载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期望。金砖国家奉行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高度重视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对话机制。

　　一箭易断，十箭难折。我们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和影响力，促进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汇聚各国集体力量，联手应对风险挑战。我们应该扩大金砖合作的辐射和受益范围，推动“金砖+”合作模式，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让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事业中来。

　　厦门会晤期间，中方将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邀请来自全球不同地区国家的5位领导人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大计，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无论是深化金砖自身合作，还是构建广泛的伙伴关系，人民相互了解、理解、友谊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我们应该发挥人文交流纽带作用，把各界人士汇聚到金砖合作事业中来，打造更多像文化节、电影节、运动会这样接地气、惠民生的活动，让金砖故事传遍大街小巷，让我们五国人民的交往和情谊汇成滔滔江河，为金砖合作注入绵绵不绝的动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金砖合作机制不断走深走实的10年，也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的10年。10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增长23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73%，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亿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大幅飞跃，中国为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加以破解。中国有句话叫良药苦口。我们采用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这剂良方。这5年来，我们采取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推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不断积聚。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1%，新增城镇就业735万人。事实证明，全面深化改革的路走对了，还要大步走下去。

　　面向未来，中国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年5月，中方成功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出席，标志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从理念到行动、从规划到实施的新阶段。各国代表在会上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良策，达成广泛共识。需要指出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我相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各国实现合作共赢搭建起新的平台，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造新的机遇。

　　工商界是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10年来，工商界人士将企业发展融入金砖合作，为构建金砖经济伙伴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把工商论坛安排在领导人会晤前夕举行，就是为了听取工商界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把厦门会晤办好，把金砖合作建设好。希望你们发挥工商界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开展更多互利共赢、利国利民的务实合作项目，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到其他国家落地扎根，也热忱欢迎其他国家的企业来中国投资兴业。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金砖国家将迎来更富活力的第二个十年，让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让我们的合作成果惠及五国人民，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福祉惠及各国民众。

　　最后，我预祝这次工商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续)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医药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医药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特别是随着健康观念变化和医学模式转变，中医药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独特优势。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一是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纲要和基本遵循，用以指导全国或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包括国务院、省级、地市级和县级人民政府都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本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二是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我国目前的中医药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国家和部分省设有专门的中医药管理部门，但在地市和县两级，并没有单独的中医药管理部门，有的是在卫生行政部门中设有负责中医药管理的内设机构，有的连单独的内设机构也没有。现有的管理体系，不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适应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所以本条明确要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这一管理体系包括国家、省、地市和县四级，以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切实加强中医药管理工作。此外，中医药法对中医药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医药服务的监督检查，并将下列事项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1）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师是否超出规定的范围开展医疗活动；（2）开展中医药服务是否符合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的中医药服务基本要求；（3）中医医疗广告发布行为是否符合本法的规定，同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对中医药服务中的违法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执法责任。做好中医药法的执法工作，也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加强执法能力建设，以适应加强执法工作的需要。